大家都知道，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，所以中国人在创造力方面的落后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父母。在美国，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80%以上；而在中国还不到1/4。中国大部分人都是相对于中产阶级的“穷人家庭”。下面是一个社会学家的实验。我们可以把里面的“贫困家庭”看做是我们中国的大部分人。
有一个对话场面，那是社会学家拉里奥跟着一个叫亚历克斯·威廉斯的9岁孩子，还有孩子的母亲克里斯蒂娜一块去见医生时的谈话。威廉斯的家庭是一个中产阶层的家庭。
“亚历克斯，你应该想想自己该问医生一些什么问题，”在开车去见医生的路上，克里斯蒂娜说，“你想到什么就问什么。别害羞，你可以问任何问题。”
亚历克斯思考了几分钟，然后说，“在我抹了除臭剂的手臂上有一些肿块。”克里斯蒂娜：“真的？是最近抹了除臭剂以后吗？”亚历克斯：“是的。”克里斯蒂娜：“哦，那真该问问医生。”
拉里奥写道，亚历克斯的母亲“教育他有资格畅所欲言”——即便即将见到的是一位长辈和权威人士，他也完全应该表达自己的观点。他们见到了医生，一个很有亲和力的40开外的人。医生告诉亚历克斯，他在身高百分比中排95，随后亚历克斯打断了他的话：
亚历克斯：排95是什么意思？
医生：意思是在100个小孩里面，你比95个小孩都要高，哦，你现在是10岁。
亚历克斯：我不是10岁。
医生：是吗，他们在图表上写的你是10岁。你是——9岁10个月。他们——他们通常把最接近的年龄填在图表上。
看看，亚历克斯这样轻易就打断了医生的话——“我不是10岁。”这是一种权利：他的母亲允许他一时无礼，因为她希望儿子学会在权威人士面前表达自己的立场。
医生转而问亚历克斯：好了，我们现在进入最主要的环节。在我检查你的身体以前，你还有什么问题需要问吗？
亚历克斯：嗯……有一个。我的手臂上有一些肿块，就在这儿（指着手臂下）。
医生：在下边？
亚历克斯：是的。
医生：好的，我进一步检查之后再处理一下。我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看应该怎样治。觉得痛或者觉得痒吗？
亚历克斯：不痛也不痒，只是有这样的肿块。
医生：没事，我会给你治好的。
这样的互动似乎不应该发生在低年级的小孩身上，拉里奥说，他们应该很安静很顺从，眼睛不敢直视他人。但亚历克斯却掌控了局面，“此前他就想好了要问什么，他吸引了医生的全部注意力，让医生把焦点都集中在他准备好的问题上。”拉里奥写道。
利用这种方式，他成功地把原来倾向成年人的权利逐步向自己身上倾斜。整个过程，亚历克斯都很得体，权利的转移很平稳，仿佛他是一个特别能引起成年人注意并且得到他们赏识的人。这是协同培养体系一种特有的重要体现。在做身体检查的时候，亚历克斯没有过分显摆自己，他的行为方式非常类似他的父母——他追问、磋商、以放松的心情开着玩笑。
了解这种掌控局面的特殊能力来自哪里是很重要的。这不是来自基因，亚历克斯·威廉斯的眼睛颜色也许从他父母或者祖父母那里遗传下来，但和权威人士的交流技巧却不可能从他们那里遗传而来。这也不是因为种族的原因：这不是黑色人种或者白色人种的专利，亚历克斯·威廉斯是黑人而卡蒂·布琳德尔是白人。这是因为文化优势。亚历克斯之所以有这些技能，是因为在他年轻的生命中，他的父亲和母亲——以富有教养家庭的一贯作风——颇费心机地把自己身上曾受过的教育方法用在孩子身上，向他展示游戏的规则，不断提醒他、刺激他、激励他，即便是驾车去看医生的路上，也没忘记来一场逼真的小预演。
拉里奥认为，我们所说的阶层优势事实上包含很多方面。亚历克斯·威廉斯的境遇好于来自于贫困家庭的卡蒂·布琳德尔，是因为他生活在富有的家庭，因为他在一所较好的学校念书，另一个原因——并且这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原因——是因为他接受到了权利观念的教育，这种意识是一个人在现代社会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因素。包头家教吧